我和我的祖国钢琴独奏朗朗(我爱我的造句？)

你怎么看钢琴家给英国捐赠钢琴？

郎朗给英国捐数百架钢琴，并且附赠全套教学资源，商业铺路，此举并非真心慈善；

就在三天前的27号，英国著名媒体《泰晤士报》报道：中国钢琴家郎朗给英国的学校捐赠数百架钢琴，并且配备全套的师资力量和培训基金。

郎朗给英国捐了数百架钢琴，听起来真是罕见，内地有着成千上万的孩子都没见过钢琴啥样，从慈善角度考虑，广袤的内地农村才是音乐贫瘠之地，这种贫瘠达到了-100%商业利润率，属于100%的乡村教师类慈善。不符合郎朗的商业发展规划。

所以，郎朗给英国捐钢琴是一次基于“有钱人帮有钱人”的商业铺路，捐款的本身可以塑造郎朗在英国的形象，并且后续从英国获得多余捐款的利润。这个做法无可厚非，这本身也是郎朗的商业路线之一，以慈善打底作为目的。

实际上这事不是郎朗第一次干，郎朗的慈善基金遍布世界发达地区，在英国伦敦和美国等地，有着超过20万的儿童受到了郎朗的音乐慈善的支持。这也是郎朗在国际地位上的巩固方式之一。

只能说一句——无可厚非，人家愿意捐，然后继续赚着老外的钱。只是此番做法也展示出了商业毕竟是商业，郎朗的立足点还是商业。这里面存在比较复杂的逻辑，简单说就是以下四点：

1：内地农村不具备给孩子系统学习钢琴的条件。把钢琴批量给内地农村，存在大量鸡同鸭讲的情况。古天乐给内地建小学后建筑物被遗弃就是前车之鉴。内地音乐资源匮乏，不是郎朗一个人可以填补，而是关乎所有维度。个人力量除以千万，就剩个领头，不如以少量资金，换得海外名声，进而赚海外的钱。

2：郎朗作为中国艺人，的确从2004年开始，一直输送正确的G家形象给非洲、欧洲、亚洲三州帮助。这属于郎朗正常慈善之一。

3：英国的确音乐氛围和音乐素养高于我们内地，是郎朗的主要赚钱市场。

4：郎朗为中国偏远地区儿童也捐赠了钢琴，办音乐教室，公益教授钢琴课等，但如同第一条所说，内地不具备给孩子系统的钢琴学习条件，这些捐赠收效甚微。

以下就四点展开补充：

1：鸡同鸭讲，内地钢琴学习条件较低。

首先第一点，我们必须承认一件事，钢琴的学习是有门槛的，到我们2022年，我个人猜测全国会五线谱的人，应该也不会超过3000万人，看过中央音乐学院乐理公开课的我也不是很会，只能读懂一些基本的五线谱，像是专业级交响乐的钢琴谱我也读得一知半解不懂居多，我学术不精，但音乐生的量级差不多也就在这个数左右。

我们假设可以看懂五线谱的人数为X，那几乎可以确定，这个X人数，98%都存在于一线、二线、三线城市，在更为偏远的农村村镇则更少。而五线谱仅仅是钢琴学习之中基础之中的基础，所以对于内地而言，郎朗的确得不到太多利润回报。

但，这也不是没有解决的方式。比如将钢琴给三线或者四线城市，或者县级学校，即使钢琴声远远的听着，在校园里流淌对于农村孩子而言都是一次记忆犹新的体验。但不符合郎朗的商业定位。

综合来看，我们得承认郎朗不给内地农村数百架的批量捐钢琴和配备师资的行为，是具有客观因素在的，因为农村的确无法提供除了钢琴之外的音乐资源，这会导致资源的一定浪费，而他本身的力量是有限的。仅能通过去推动，无法越过音乐教育部而越俎代庖。

但是，真正的伟大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愿意不计利益的推动，比如《我不是药神》之中的亏本卖药。慈善最初的定义，就是无偿的帮助。所以，郎朗的行为依旧可以说一句“商业铺路”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慈善。

2：郎朗作为联合国大使，的确一直以来都致力于维护G家形象；

我们需要清楚一点，郎朗属于当下世界上商业程度最高的钢琴演奏家之一，也许没有之一，他而也是唯一一个属于中国国籍的。他的曝光率实在太高。在这种曝光率之下，郎朗属于拥有较大的资产的一方，在这种情况之下，郎朗并没有说将自己的能力藏着掖着，而是尽可能的去展现G家能力。

你要知道，当英国、德国、美国等老外齐聚的地方，有一个中国人可以站在主舞台上让周围所有人倾听，本身就是一种G家实力的展示。所以本身郎朗自己的国际发展路线，就是一个多点慈善维持的道路。

从国际舞台的视角去看待郎朗这次给英国捐献数百架钢琴的行为，是没有问题的。这件事情发生在英国的背景是这样的：

英国因为经济萎缩，导致教育部资金短缺，所以英国教育部决定缩减伦敦学校的音乐资金。这直接导致了音乐课从课程安排之中被删减。在这个前提之下，郎朗见缝插针，给英国教育部提供了几百架钢琴，我个人猜测，这几百家钢琴应该大概率是国产钢琴，但是没有具体数据无法支撑。

这一件事被闹的纷纷扬扬的关键在于英国的《泰晤士报》，对此次事件大肆宣传，这种宣传力度大于了普通的慈善捐款，更像是一种......一种标志性事件宣传。但是具体是哪一种标志就不清楚的，是慈善的标杆？是钢琴艺术的标杆？还是商业的标杆，或者其他负面用途，都有可能。

从这个事件本身，我们回过头去看郎朗在国内做的慈善。实际上郎朗在国内所做的贡献远远大于国外。因为情况不同，在内地郎朗的慈善大部分都是直接捐款将款项给当地的慈善机构，而并不是想在海外那般针对性的做音乐慈善。这也是一点舆论的关键。因为对比之下，会让人突然觉得郎朗不给内地捐钢琴。

但实际上，我们内地需要的东西远远不是几百架钢琴可以解决的，而是需要几万、十几万架钢琴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捐款更适合我们的内地情况。

郎朗在2008年5月12汶川捐款，参加了第一场首都文艺工作者的义演，而该演出所获的捐款则达到一千七百万元，说实话这次义演，郎朗出力不小，而且还带动了国际市场；而此外，他与5100矿泉水共同捐献了价值一千万元的矿泉水给灾区人民。

随后的9月，郎朗在美国纽约中央公园举行的十万人广场音乐会上献艺，其演奏所用斯坦威红色钢琴随后拍卖，所得善款捐给四川灾区。这是最有效的将国内事件推上国际的手段和方法。

所以，从慈善角度讲，郎朗给英国学校捐琴没有太大问题。

3：英国市场的音乐素养高于国内，是郎朗身为龙的传人赚外国人钱的主要市场。

首先我们需要以辩证思维去看待这件事，在被西方长期垄断的艺术类领域，能有一个郎朗去赚国外人的钱，本身就是一次史诗级的进步，这也是为什么郎朗几乎存在与每一场国家级大型舞台的原因。是收到G家认可的。

从这个角度去切入，如今的郎朗正好是事业巅峰期，但是因为不可逆的疫情原因导致了从2019起的事业受阻，如此情况之下，郎朗想要维持住原本的商业规模，就不得不去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去实施行动。这一次英国教育部删减音乐教育经费，对于郎朗而言就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例子。可以用合理的价格达到最好的宣传效果。这背后肯定是有一笔帐的，而且是商业之中具有高额回报的效果。

对于英国市场而言，作为古典乐受众最多的地区之一，郎朗的发展壁垒就在这里，在德国郎朗已经获得了极为巨大的成功，但是对于英国而言，总是有一种反对郎朗的声音存在。本质上郎朗在欧洲发展就处于一个需要更进一步的状态。

对于古典音乐的受众而言，英国依然占据了最上层的很大一部分艺术消费人员。基于市场的考虑，立足于世界商业的郎朗，必定是有着一门内部的账簿，确保此次给英国学校捐献是具有足够利益驱动的。

对于我们而言，意味着郎朗的税收会缴纳更多，这本身是具有一定的正向效果存在的。而且，此次捐献的背景是英国音乐教育，这无疑对于投资而言，是非常好的投资点，教育这种东西，属于稳赚不赔的口碑形象。我们援助其他地区的东西也不少。

4：郎朗在国内的音乐慈善和音乐商业；

我查了一下，的确郎朗直接捐钢琴这是头一遭，先前没有过。之前都是捐款。

而郎朗在国内的音乐环境之中，开创了自己的音乐学堂，读完全年级的费用大概是二十万左右，这个价格是比较合理而且具有内容质量和较低标记存在。度过钢琴专业生的朋友应该很清楚，一个艺术特长生从小学到大学所化的费用绝对不止20万，而全年级包括器材、一对一、一对多等音乐环境。这一点本身没有太多可喷的地方。

但是相比于郎朗在国外知道捐钢琴，而在国内做的是随大流的钢琴培训这一点，的确有些欠妥，起码在舆论上是如此。因为伦敦也属于英国的大都市，而国内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多如牛毛，也缺钢琴，这些城市的音乐教育同样需要更多的器材和师资力量，这一点郎朗的确没有做得很好。

总体而言，捐献钢琴这一点，郎朗商业利润多于慈善。对国内的帮助少如国外。

朗朗在世界钢琴界排第几？

郎朗，中国的钢琴彗星。5岁时在沈阳钢琴比赛中获第一名，之后连续获得第五届星海杯钢琴比赛第一名，第四届德国国际青少年钢琴家比赛第一名和杰出艺术成就奖；13岁获第二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青少年音乐家比赛第一名。2002年荣获伯恩斯坦艺术成就大奖，该奖项专为职业艺术家而设立，郎朗是全世界第一位享此殊荣的艺术家…在1999年8月的拉文尼亚音乐节上，郎朗紧急代替身体不适的安德列?瓦茨登台，取得了戏剧性的成功，国际乐坛上迅速掀起一股“郎朗旋风”。1999年至今，这位20岁的迷人钢琴家已经与美国“五大”以及全球大部分一流交响乐团合作，例如与特米尔卡诺夫指挥的圣彼得堡爱乐乐团、与艾申巴赫指挥的伦敦爱乐乐团和夏尔?迪图瓦指挥的日本NHK交响乐团，并且在华盛顿特区肯尼迪中心和伦敦威格默音乐厅和巴黎罗浮宫的独奏会首演。2002年郎朗成为首位获得伯恩斯坦艺术成就大奖的艺术家，该奖项是为职业艺术家而设立，而郎朗是世界第一位享此殊荣的职业音乐家。他的演奏赢得英美报纸的好评：《BBC音乐杂志》说他是一位真正的诗人，一百万人中才有一个的天才；古典FM称赞郎郎是另一个霍洛维茨。2003年和2004年，朗朗的演出日程排得满满的，几乎每两天就有一场音乐会上。郎朗的唱片由泰拉克唱片公司独家录制。第一张唱片是在坦戈伍德小泽征尔音乐厅录制的现场独奏会。第二张专辑于2002年春季发行，是在伦敦皇家艾尔伯特大厅的逍遥音乐会上现场录制的拉赫玛尼诺夫第三钢琴协奏曲，并在美国古典音乐作品销售排行榜上名列前茅。郎朗出生在中国沈阳，3岁时师从沈阳音乐学院的朱雅芬教授开始学习钢琴。9岁时进入北京的中央音乐学院，师从于赵屏国教授。1997年，他又以各项的优异成绩，被享有盛名的费城柯蒂斯音乐学院录取，师从于院长加里?格拉夫曼。虽说郎朗现在经常在世界各大城市的音乐厅演奏，但是中国观众却很少有机会欣赏到他的现场演奏。只是在2001年6月的时候，他与指挥大师萨瓦利什执棒的费城交响乐团回到了祖国，在人民大会堂的“百年庆典”音乐会上，成功地演奏了门德尔松的《第一钢琴协奏曲》。萨大师在接受采访时称郎朗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我国老一辈钢琴大师傅聪先生也表示出对郎朗特有的青睐，他在接受北京《晨报》采访时说：“郎朗的音乐让我感动，他的血液当中流淌着独特的、只有中国艺人才具有的气质……郎朗给我极大的惊喜，超出我的想象，这孩子没有参加过什么比赛，也不再需要任何比赛了。”郎朗有次在接受杂志采访的时候说道，有一次艾信巴赫问他“如果要你现在演奏一首协奏曲，你会演奏什么？”郎朗说“不如就弹“柴一’”。可见，这是他最得意的一部钢琴协奏曲之一。这部作品本身倾倒过无数古典乐迷，甚至不是古典乐迷也不能不为之感动。柴可夫斯基，俄罗斯最伟大的音乐家，浪漫派和民族乐派音乐大师，其作品有丰沛而细腻的情感，优美的旋律，忧郁如诗的气质和平实朴素的思想。柴可夫斯基虽然是“最不典型”的俄罗斯作曲家，因为他的音乐掺进了太多了欧洲主流音乐的元素，但他的作品往往最容易体现俄罗斯的特征，《降B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几乎成了俄罗斯精神的象征。宏大的激情背后，一定有温柔细腻的一面。2005年，国际政坛都在竞相邀请一位钢琴家，他就是23岁的郎朗;10月9日，美国总统布什邀请郎朗在白宫举行专场演奏会，这是第一位华人音乐家在白宫举行音乐会;10月16日，郎朗受邀在欧盟总部举行音乐会;11月11日，郎朗在德国总统府，为到访的胡锦涛总书记和德国总统演奏专场音乐会;郎朗出生于中国沈阳，13岁获第二届柴科夫斯基国际青少年音乐家比赛第一名，1997年进入美国著名的费城寇蒂斯音乐学院学习，师从该院院长、著名钢琴大师格拉夫曼。

李云迪的钢琴水平距离郎朗有多遥远？

你和李云迪的差距，就是李云迪和郎朗的差距。

在2018年，北京音乐学院副院长周海宏的《音乐审美心理分析》公开课上，周海宏院长就以自身角度对比过郎朗和李云迪。

周海宏院长对于郎朗的评价是：技巧精妙绝伦，每一个音符都是精心设计的，令人惊叹。

周海宏院长对于李云迪的评价是：李云迪先生，多练练琴吧。

为什么身为中国顶级音乐圣地的副院长，会认为李云迪需要多练练琴？这可是在2018年，李云迪还并未东窗事发的时候。因为本质上：李云迪并不是一个具有古典音乐追求的钢琴演奏者，而是一个以古典钢琴作为牟利手段的娱乐人士。

从参加各大电视台的音乐综艺节目到和不知名钢琴制造联合李云迪的钢琴品牌，然后直接开始跨界，和古典钢琴毫无相关开始参加一些什么《跨界歌王》之类的综艺节目。开始公然放弃了自己的钢琴演奏家的身份，参与毫无职业性技能，而是开始卖脸走偶像路线。

而李云迪的这种路线并不是突然就沦落为娱乐偶像的，而是李云迪本身对钢琴的喜爱程度就不具备成为大钢琴家的潜质。在2015年的首尔音乐厅，堪称李云迪对自身追求的扼杀。一场难度简单的普通交响乐，竟然发生了灾难级别车祸。直接导致音乐会中断，停止演出。

所以本质上，李云迪和郎朗根本不在一个频道。一个是钢琴演奏家，一个就是一个普通的商业偶像。

从专业难度上讲，周海宏院长是这样评价李云迪：

“李云迪演奏的曲目都太过简单，就目前来看，没看到在专业度称之为较好水准的作品。难度最高的是李斯特的《钟》，《钟》的水准的确不高，我都能弹。像郎朗改编演奏的《拉三》，李云迪达不到那样的水准。我只是觉得李云迪先生需要练琴，而且需要很刻苦才能达到一般的世界演奏家水准。我本身对李云迪先生没有太多意见，直到一则广告让我彻底反感：

“这个广告就是2014年李云迪先生的全国巡演。广告词是：王者幻想，音乐世界的独裁者。这严重破坏了音乐的良性发展，称王称霸什么的都是江湖套路。不适合音乐艺术的发展。”

简单解释一下，李斯特的《钟》是李云迪目前最高的演奏水准曲目，而且唯一的版本还是CD录音版。而《钟》对于郎朗而言，分分钟都可找到10个版本的Live版，而且这些Live版全是顶级音乐厅或者欧美国家级电视台的直播画面，郎朗场场高能。《钟》的难度对于郎朗而言，远远达不到他的巅峰水准。

《拉三》指的是，《拉赫玛尼诺夫第三钢琴协奏曲》，是目前世界范围内公认演奏难度最高的序列曲目，可能没有之一。《拉三》为什么难，简单和钟做一个对比就知道了。《钟》是小品一个单独的曲目而言，而《拉三》是协奏曲，分段递进的。

时长：《钟》5分08秒；《拉三》38分钟57秒；

效果：《钟》正常人接受的极限手速，《拉三》按得太快，超出了普通人的理解范畴，根本看不过来。

观众看《钟》：厉害，666；

观众看《拉三》：那个弹钢琴的小子是不是在乱按啊？感觉我上也有行。

《拉三》的难度决定了这首曲子基本上不能看谱，但凡有一点需要看谱记忆的冲动，都很难将这首曲子演绎的出彩，他就是有这么邪乎。所以郎朗20岁音乐厅演出时，全场是肌肉记忆完成了全部表演，整整38分钟。

郎朗；

郎朗最大的诟病并不是他的技巧，而是表演方式并不受到广泛的南方大众喜爱。因为他总是摇头晃脑，颠覆了大众认为的钢琴音乐是高雅艺术的固定形象。但实际上，钢琴艺术在中国的固定认知也不不是天生合理的存在，还是因为音乐素养和普及过低的情况导致。

所以本质上，除了每年各大音乐学院作曲系、钢琴专业系的少数学生是郎朗钢琴水准的欣赏群体外，大部分人都难以认清郎朗的钢琴水准在世界上的比较程度。这也造成了更多的局限性思维。

但是实际上，郎朗本身就是东北人，东北人的性格就是这种粗线条，而且就是因为郎朗这种粗线条的性格很好的帮助到了郎朗可以在音乐上获得一个释放自己表达欲的方向。

古典艺术这种音乐走到尽头是非常孤独而且枯燥的，大部分钢琴家都很难长时间地维持自己的巅峰状态，但是郎朗可以。这和他的表现欲在欧美世界获得极大推崇具有决定性关系。因为性格让郎朗具有表现欲，而又因为表现欲让郎朗可以长时间的维持高技术水准。

2014年的跨年上，李云迪带着田亮的女儿一起弹《小星星》，而郎朗在德国柏林为德国总理和德国人做元旦古典音乐系列表演。两者的水准和定位从来都不在一个等级上。这也是我要说的第二点，郎朗的职业追求和能力。

郎朗是一个商业化很重的古典钢琴演奏家，这让他有了两面性。一个是大众认知，一个是专业认知。

大众认知的渠道是各种综艺节目，综艺节目因为受制于音乐欣赏水准大部分都是玩一些噱头，因为太难或者太高超的技巧会导致节目收视率下降。所以在大众认知之中的郎朗，形象很糟糕，像个哗众取宠的小人物。而恰恰相反，因为性格和长相，不如李云迪这种典雅派。直接造成了李云迪的商业性巨大。这是大众认知。

专业认知的渠道是各种海外音乐会。换句话说，这才是郎朗的主场。你永远无法想象第一个中国人钢琴家登上格莱美舞台表演、登上金色维也纳、登上白宫让美国总统安静坐下听他感受中国式钢琴表达所蕴含的意义。而郎朗在海外合作的指挥家，乐团清一色国际顶级之中的顶级。而且在德国，郎朗一个人垄断了古典回声大奖。德国多次派遣专机、王宫给郎朗入住表演。

德国是古典音乐最挑剔者，但维度对郎朗情有独钟。因为郎朗的Live水准，的确是如今最能打的一个。基辛已经很久没有Live演出过，阿格里奇已经老了，郎朗就是世界最后的顶级活跃钢琴演奏家。在他这个年龄，能到达他的技巧和水准成就的存在，几乎找不到几个。甚至于，很大程度上，郎朗在欧美代表了中国艺术本身。

所以，对郎朗有专业认知的人群，会对郎朗产生由衷的赞叹和敬意。这种敬意会随着自身的音乐素养和审美鉴赏能力的提高而提高，但是注定这类人群是很小众的存在。而大众认知的人群是绝大部分，他们依旧相信自己看到的片面。所以争吵就开始了。

在李云迪并未出事之前，凡是写道郎朗的大部分都是一片骂声和对李云迪的赞叹。而推开国门，放眼世界，李云迪根本排不上号，乃至于根本达不到和基辛、阿格里奇同台言语的水准。

所以，将李云迪开始全部转变为卖脸偶像路线时，他和郎朗的差距，可以说一句约等于李云迪和普通业余爱好者的差距差不多。

我爱我的造句？

造句：1、我爱我的祖国，我愿努力认真学习，愿祖国永远繁荣昌盛，永远爱你。

2、我爱我的学校，我愿在这里学习，希望学校里永远都那么欢乐，永远都有朗朗的读书声。

3、我爱我的同学，我愿和你共同努力，共同进步，我们做永远永远的朋友。

中国两大钢琴才子？

朗朗，李云迪。

朗朗，1982年出生于中国辽宁。

朗朗5岁的时候就获得沈阳钢琴比赛的第一名，11岁就开始蜚声海外，多次在国际上获得钢琴大奖。郎朗是第一位与柏林、维也纳、美国五大洲所有一流乐团长期合作，在全世界所有的著名的音乐厅举办个人独奏会的中国钢琴家。年仅27岁的他，已成为继霍洛维兹和鲁宾斯坦之后世界钢琴界的又一位领军人物。因为朗朗在演奏钢琴时表情丰富、动作夸张，因此被称为“中国莫扎特”。

李云迪祖籍云南，出生于重庆，7岁开始在少年宫练习钢琴，18岁获得了14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冠军，同时获得最佳波兰舞曲演奏奖，由此名声大噪，随后他与中国交响乐团合作，举办了“向祖国汇报”肖邦作品音乐会。截止2018年，李云迪第四次登上央视舞台，成为国家级活动的热门邀请人物。